
就是开了一场直播。没有预告,没有标题。我只是把手机架在桌子上,对着镜头,
把我刚刚从李院长那里听来的故事,原原本本地,又讲了一遍。
我拿出了那份十九年前的报纸,把那两张年轻又罪恶的脸,清晰地展示在镜头前。
我也拿出了周子衿的出生证明,和我的收养证明。我还拿出了一个账本。
那是我从收养周子衿第一天起,就开始记的账。“2005年3月,子衿发烧,
医药费128元。”“2008年9月,子衿上小学,学费、书本费、校服费,
共计1250元。”“2014年6月,为子衿买钢琴,花费30000元,卖掉金手镯。
”“2021年8月,子衿补习班费用,20000元,借款。”一笔一笔,密密麻麻,
记满了整整三个厚厚的本子。“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”我对着镜头,平静地说。